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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周|陈琮英

时间：2019-07-16 资讯点击：

　　102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还记得她的，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老干部和专职研究党史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老革命家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或被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的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杉，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克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形象。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蔽了。
　　任弼时早在少年时代，就由其父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父为维系通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而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对旧传统的反抗，和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绝决方式迥然不同，他给妻子以革命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爱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
　　何为革命？和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转载于 :wWw.bjYld.com 月亮岛教育网: 陈从周|陈琮英)。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几十年后革命成功，当年的青年红花白马，凯旋荣归故里时，旧时屋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很是普遍。
　　近代以来，风雨如磐，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女革命党”。自“鉴湖女侠”秋瑾以降，这条脉络经何香凝等，一直到了向警予才连接上，女革命党也转换为女共产党员。在这张长长的名单中，既有人们熟悉的革命烈士杨开慧、何宝珍等；也有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畅、邓颖超、杨之华、康克清、刘瑛、李伯钊、钱瑛、曾志、帅孟奇、陈少敏、陆璀、陈修良；还有朱端绶、夏娘娘、邓六金、王定国、陶承等一大批隐身在镁光灯后的革命女性，陈琮英就是其中之一。
　　丁玲说过，女性如果认定她的革命信仰和爱情，可能比男性还坚强，她举例说，在30年代的国民党监狱中，女共产党员很少叛变。1931年的春夏之间，对中国共产党凶险万分。继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造成极大威胁，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第二天，由周恩来派往向忠发家工作的陈琮英，怀抱着出生刚100天的女儿被捕入狱。就在中共中央调动一切关系营救向忠发时，这位党的总书记竟主动向国民党当局投降，并向陈琮英劝降说，你什么都可讲，不要瞒了。在这危急的关头，陈琮英机智应对，表现出过人的胆识，（陈琮英虽于192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是入党却在1932年），半年后被党营救出狱。80年代间曾出现“向忠发没有叛变”的言说，陈琮英以当事人身份写出文章，为当年的这桩重大事件作出历史的见证。
　　如果把这批20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女性，和那些人数更多的1937年后参加革命、投奔延安的女性进行比较，她们的身上别有一种气质和精神风貌：坚毅，从容，目光广大而恢宏。不管她们是来自于校园，还是来自于乡村和纱厂，她们都经历了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她们既是革命的弄潮儿，也是革命原有意义的执着的信奉者，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革命”。她们比后来者对革命，对人生，有更深的体悟，她们的性格和经历各异，但待人接物，为人处事，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真诚和豁达，于是，人们尊称她们为“大姐”。
　　陈琮英是幸运的，她有一个始终爱她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在湘赣，在长征路上，她一直和任弼时并肩在一起(转载于 :wWw.bjYLd.com 月亮岛教育网 : 陈从周|陈琮英)。1938年～1940年，任弼时带着她，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了两年，1940年，她又和丈夫及周恩来夫妇等一同回到了延安。
　　而另一些和陈琮英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女同志，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们在抗战后从延安去了莫斯科，例如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最后都消失在寒冷广袤的俄罗斯大地，而没能回到她们眷恋的祖国。其命运之坎坷和不幸，令人不胜唏嘘。贺子珍总算返回国内，但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从莫斯科回国的陈琮英继续做任弼时的机要秘书，此一阶段，任弼时作为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党的“总管家”，陈琮英协助丈夫，做的就是事关全党的信息收集和整理的工作。陈琮英担负着任弼时机要秘书的职责，一直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同年，陈琮英被任命为中央机要局处长，这也是她革命几十年担任的最高和最后的行政职务。
　　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理想终于演变为制度，随之自然而来的是差序、礼仪和规范，这既是整合秩序之必需，也对革命者保持理想境界，构成了新的考验。进城后，论物质条件，与往昔相比，何如霄壤之隔？在某些人那儿，则更有了排场、鲜花和欢呼。然而，陈琮英还是继续她的简单的生活，1950年后，陈琮英一边抚育她的子女，一边继续默默做她的那份工作，没有镁光灯，更没有前呼后拥。她最后的社会职务，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