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文化 罪感文化】试析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与乐感文化的异同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与乐感文化在命名方式、特征、目的、制约方式、与宗教关系的异同并分析这三种概念中共有的、易混淆的内容。而对这三种文化模式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深入了各种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建立跨文化意识。
　　关键词：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乐感文化；文化；宗教
　　对“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已有的讨论要么单独研究其一，要么两两对比（耻感与罪感/乐感与耻感）。而在本文中，笔者将三者放到一起。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命名方式相近，内部结构工整，具有强烈的代表性与相互间的可比性。
　　一、命名与特征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概念最早见于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在她的代表作品《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一书，它们都是对于心理结构或行为模式的一种归纳式的描述。在书中，本尼迪克特将自己所处的文化群体，也包括委托她为二战后更好处理日本事务而调查日本国民性的美国政府统称为“罪感文化”影响下的人群。而对她研究的对象的文化模式，她则称其为“耻感文化”。本尼迪克特在书中的描述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对日的决策，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效果(转载于 :Www.bjylD.com 月亮 岛教育网: 【耻感文化 罪感文化】试析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与乐感文化的异同)。由此也可见得“……秉承了某民族几千年历史，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定文化模式，仍然在该民族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中起着无形的支配作用。”[1]罪感文化源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论”。而在耻感文化中，没有“上帝”所代表的一种内在道德约束，绝大部分人的罪错要通过在他人面前的暴露，才会感到十分羞耻而自责。这些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受到了学界的首肯，因为这两个高度概括的术语实在形象极了。
　　乐感文化这个名称的产生大大晚于前两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泽厚先生在他1985年题为《中国的智慧》演讲中首次使用这个名称。之后，人们才慢慢接受用它来代表以中国人为典型例子的文化群体。“情本体：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这种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于一个世界（此岸世界）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2]也就是说，乐感文化几乎特指中国文化，而中国人乐于在此生、现世中寻求幸福。
　　综上，从命名来看，罪感文化突出“罪”的特征，暗示这种文化群体中的人们主要特征是受到罪恶感的约束，由内心对自己罪行的愧疚等情感而受到折磨，最后通过祈祷等形式得到心灵的救赎。而在耻感文化中，人们只会在错误被公开的时候才会感到羞耻。乐感文化的命名方式异于前两者，它突出了这个人群乐天知命，较为积极的人生态度，而非强调他们限制自己行为的心理模式。
　　二、目的与制约方式
　　从根本上来讲，耻感文化、罪感文化与乐感文化下的深层心理模式或多或少都受到蕴育它们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的最初或者说最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就罪感文化来说，西方人对它的定义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的文化”。它对人心理的影响表现在：人生而有罪，而在死后，人们都会接受终极的审判。善者升入天堂，恶人堕入地狱，永无翻身之日。因此，一旦你有了罪孽，不管多小，不管为不为人所知，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定不会被蒙蔽。所以摆脱罪恶的方法就是忏悔、赎罪，并且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如此一来，对西方人而言，将手放在圣经上起誓也就成了非常具有效力的行为，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维护自己的信仰而袒露实情。人对“罪”的极力躲避从某种程度上引着他们向善，如此社会自然也就安定了。
　　至于耻感文化，它与罪感文化几乎完全相反，是靠外在的约束力来影响个体行为的。如果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就不一定会是自己的耻辱，至少没有人会因此寝食难安。在耻感文化中，善恶的边界也十分模糊。就算谁做出常人看来十分恶劣的行为，也可能会因为不为人知而作罢。不过若是被人知晓，始作俑者会承受非常巨大的痛苦，并且很难从中解脱。这也是日本社会自杀率相对其他国家更高的因素之一，无法以平常的途径解决，只能走向极端。即使不自寻短见，当事人也可能做出非常让人惊讶的行为，一切只为洗脱罪名，证明自己的清白。
　　乐感文化的制约方式不如耻感与罪感文化的那么纯粹，但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的内在约束。乐感文化受到中国古典思潮的影响极大，而且采众家学说之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对乐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孔夫子用实用理性重新解释了中国古代原始文化――礼乐，从而把原来是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改变成为人们主动的内心欲求，礼乐服务的对象由神变为人。”[4]从最早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八荣八耻”等，我们不难看出乐感文化背后的精神导向。不过对于乐感文化中的人来说，善恶对错的界限相对模糊。就拿“三纲”来说，“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可能是在等级制度严密的封建社会中的立生之本，然而义、亲、顺这些字眼只是一种状态的描述，并不具体。如何来践行这些精神只能看个人的德行造化了。
　　三、与宗教（思想流派）的关系
　　在罪感文化中，“罪”就是一个宗教术语，源于基督教。大多学者认为，罪感文化源自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对“原罪”的定义是“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就是使婴儿也必须要受洗的罪。”信奉基督的人，或者说狭义的西方人一般都不会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心中充满“圣灵”且独立的个体，也没有什么权利过多地干涉别人的生活和隐私。据此，本尼迪克特将罪感文化概括为“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5]由于需要依靠个人的良心来反省自己的行为，在罪感文化中的善恶标准大都十分清晰。例如说天主教教义中有七宗罪。它们也出现在但丁《神曲》一书中，连同相对的七美德成为大多数基督教徒行事的基本准则。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与乐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没有那么单纯。“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以神道信仰为核心，即坚持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的宗教意识，又积极引进吸收外来宗教文化，以神道、佛教为主的几大宗教和平共处，创造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6]中国佛教约从公元6世纪开始传入日本，此后在国民信仰中极易见到神佛融合的特点，而耻感文化的形成也被这种融合宗教所影响。 　　至于乐感文化的渊源就更多更复杂了，它至少包含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易传》中的哲理思索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从《论语》可以见得，在人生观世界观的方面，心理的乐感是孔子儒学精神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虽然老子的道家学说相比儒学具有更加浓厚的悲观色彩，不过却是一种超脱世俗的“乐”。老庄哲学也是人们在面对生活中苦难艰辛的时候要寻求心灵解脱与平静的主要途径。《易经》开卷即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其充满了辨证思想的内容也是古人崇敬自然的同时努力适应环境的印证(转载 于:wWw.bjylD.com 月亮岛教 育网: 【耻感文化 罪感文化】试析罪感文化、耻感文化与乐感文化的异同)。而天人感应学说将君主的权力公正化，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下层民众精神上的疾苦，容易使被统治者产生秩序感和满足感。
　　四、易混淆概念
　　（一）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中的“罪”
　　虽然说耻感文化的关键在于“耻”，因为在这种文化内部关于羞耻的表现实在太多了，但耻归根结底是人们面对“罪”的一种反应。在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中，耻和罪的不同只在于它们附带于不同文化上，因此有了不同的命名而已。从产生时间来看，并非先有耻的产生再由此产生耻文化。耻文化的出发点在其发展之时，由此产生‘罪’的情感，而容易产生‘耻’。换句话说，耻感文化中的耻并不是一种超越文化存在的本质，它与罪感文化中的罪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对日本人来说，他人与社会的评价实在太过重要，如果谁在公众面前出丑，就自觉再也没脸见人，其强烈的耻辱感也是由于罪恶感而生出的。综上，耻感文化中也有“罪”，只是与罪感文化相比，两者仍有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二）耻感文化与乐感文化中的“耻”
　　正如耻感文化中也有“罪”的元素一样，乐感文化中也不乏“耻”的表现。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耻感文化的内涵广大，不只局限于“羞耻、耻辱”等关键词，乐感文化也不仅仅止于“乐观、豁达”。在其中，乐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耻”最大的不同在于“耻”的内容。对中国人来说，“耻”更多地是与社会道德、国家兴亡相关的。如果是与个人相关的耻，大多与“信”相关，失信为耻，也有说不分善恶为耻。反观耻感文化中的“耻”，主要是和“情义”这个概念息息相关的，失情义为耻。“情义”是日本独有的道德范畴，它近似于“义务”，但又不同于义务。[7]在情义中，又细分为对社会的情义，也就是报答他人恩情的义务以及对名誉的情义。在他们看来，保持名誉的重要性高于一切。
　　五、结论
　　上述三种文化模式对各自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心理架构和行为模式影响各有千秋，而且任何对文化类型优劣的价值判断都是不恰当的，这些特点也正是它们的迷人之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庄严.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4
　　[2]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一粟.乐感文化与中国文学[J].云梦学刊，1990，1
　　[4]Ruth Benedict.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贾华.日本双重文化中的神佛融合[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2）
　　[6]付晶.论中日耻感文化的差异[J].群文天地，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