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大萧条”教训:牢记教训1
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恐怕是大萧条最深刻的原因，并且对今天的经济仍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坍塌。道琼斯指数当天暴跌12.8%，引起持续的金融恐慌。到了11月11日，道琼斯指数已经从9月份的高峰下跌了40%。在随后的几个月，华尔街股市有所恢复，但不过是个短暂的假象。在接下来的几年，金融风暴成了华尔街的家常便饭。到1932年6月9日触底时，道琼斯指数已经失守了91%!那年最热的流行歌曲的名字是：“兄弟，能给我剩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到1930年底，有26355家企业破产，GDP下跌了12.6%。从这场股市坍塌到1933年“新政”登场，GDP下降了一半，美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从1931年到1941年，失业率在相当的时间内都维持在25%的水平，而且从来没有下跌到14% 以下，十年的平均失业率为17.1%。
如今学者们仍然为1929年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和后来大萧条的关系而争论不休。许多人甚至认为两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彼此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过，两者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已经难分彼此，而且都集中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病症。
空前繁荣：危机的种子
大萧条的背景，是二十世纪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在1890年，美国仅有六千三百万人口;到1930年时，人口已经翻倍，到达一亿二千三百万。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出了农村人口;在接下来的十年，又有六百万左右的人口离开农村而进入城市。与此同时，新技术日新月异。电器、汽车、收音机、电影，乃至大规模的商业广告、《时代》周刊和《纽约人》这种适应城市文化的新媒体、消费者信贷、妇女选举权等等，都是在这个时代登场。
这种超出人类既有经验的变革，带来了无限的乐观，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不祥之兆最先出现在农业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严重打击了世界的粮食供应，导致粮价飞涨。美国农民立即大规模提高产量。拖拉机等革命性农业机械的数量，在战争期间翻了四倍，到达八万五千台左右。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淘汰了九百万头左右的农用牲畜，三千多万亩用于喂养这些牲畜的土地，被腾出来耕种粮食和棉花，使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然而，到1918年停战、世界粮食供应恢复时，美国农民突然发现这一农业革命带来的不过是农产品过剩：棉花价格从战时的每磅35美分跌至1920年的16美分，玉米则从每蒲式耳一美元半跌到了52美分。农产品价格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时才恢复。
高速的城市化，为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的市场。但这一市场的扩张远远赶不上生产能力的飙长。我们不妨看个最直觉的例子：1925年，T型的福特汽车在新建的流水线上生产，每十分钟就出产一辆;而在十几年前，生产一辆车则要花十四个小时。这种革命，自然降低造价。在一战前，买辆车要消耗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到二十年代末期，则仅需三个月的薪水。1929年，美国的私人车达到两千六百多万辆，平均五人一辆。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再扩大市场，则阻力重重。
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从不同的方向堵死了市场扩张的道路。世纪之交美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带来的。比如二十年代的大都市芝加哥，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外国出生的。这种移民潮刺激了美国本土的排外主义运动和孤立主义情绪，乃至国会在1924年通过新的移民法案，阻止了移民的涌入，人口的增长也随之放缓，限制了国内市场规模的发展。同时，由于农业的长期衰退，农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其收入仅为城市工人的四分之一，使大约占总人口44%的农民无法进入新兴的消费市场。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也远赶不上生产力的提高。大工业的流水线和自动化，使大部分工作可以靠非熟练工人完成，高薪的熟练工人逐渐被排挤出劳动市场。随着大量的工作被机器替代，劳动阶层的工作本身也越来越缺乏保障，消费能力自然非常薄弱。更糟糕的是，这又是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时代。国会不断投票提高关税，并引来其他国家的报复，这就基本摧毁了美国的国际市场。
财富分配的不均，也许是金融风暴和大萧条最本质的祸根。在市场走向饱和的同时，新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却使公司的赢利不停地飙长，老板的腰包越来越鼓。暴富的钱靠少数人的消费是根本花不完的，于是就都投到了股市中谋求暴利。加尔布雷斯感叹：“华尔街仿佛是吞噬了世界上所有的钱!”1929年，美国的商业银行贷给股市的钱居然超过了其贷给房地产和普通商务投资的钱。结果出现了公司产品不断积压、但公司的股票行情不断看涨的泡沫。总统胡佛也不断警告这种泡沫所引发的危机。所以，当股市狂跌时，从胡佛到远在英国的凯恩斯，许多人士还认为这是市场良性的反应、是对贪婪的投机家最好的教训。经过这样的市场修正，资本就可以退出投机领域，在生产领域更有建设性地使用。
但是，当时的经济问题，远非华尔街的修正所能解决的。在贫富分化的美国，大众的消费能力根本无法消化过剩的生产力。当时虽然并没有次级贷款，但是面对市场的饱和，消费信贷已经出现。1919年，“通用汽车接受公司”(General Motors Acceptance Corporation)成立，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给购车者提供贷款，使他们免于一次性的巨额现金付款，以求从饱和的市场中挤出最后一滴油水出来。另外，在整个二十年代广告业爆炸性增长的过程中，通用的广告开支高达两千万美元。遗憾的是，没有海外市场、没有农民加入新消费阶层、没有劳动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伎俩最终都无济于事。
大萧条：严重的慢性病
如果说1929年的金融风暴是场高烧的话，接下来的大萧条则是场严重的慢性病。华尔街的坍塌不过是场富人的劫难。但大萧条就不同了。后来的学者估计，大萧条的十年，使美国一半的劳动力被闲置，共损失了一亿零四百万个劳动年(person-year of labor)。经济生产总值的损失，如果以二十年代的雇用水平计算，按当时的美元价值达到了三千六百亿，足可以盖三千五百万所住宅、造将近一亿八千万辆车，建七十多万所学校!与此同时，大约一千三百万人失业。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家里唯一的工作人口，这也就意味着千万个家庭失去了收入。乃至罗斯福在1937年还说：三分之一的国民长年衣不蔽体、居无所安、营养不良(ill-housed, ill-clad, ill-nourished)。一句话，饥寒交迫，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日常现象。
在这场灾难中，不同的美国人也是各有各的不幸。受打击最严重、也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美国的农民。要知道，虽然经过了高速的城市化，农业人口仍然占美国人口的将近一半。四千五百万农民在1930年仍然没有室内管道、没有电。而农业的萧条到大萧条开始时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农场的总收入从1929年的六十亿美元急跌到1932年的二十亿美元。密西西比这个农业州的年人均收入，在1929年是才239美元，到了1933年则跌到了117美元!
在城市人口中，妇女往往是最先失去工作的。不过，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受打击最大的还是男人。当时的美国，虽然妇女有了妇女选举权，还是个极端大男子主义的社会。一般的家庭都是丈夫出去工作，妇女呆在家里。大部分女工，也不过是婚前出去工作。结婚生子后的妇女只有十分之一在外面工作。所以，大萧条刚开始时，工厂解雇员工首先的目标是那些拿“第二份工资”的妇女。可是，这些妇女毕竟人数很少。而且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工作上也有颇为严格的性别分工。男人从事的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失业比例最高。这一下子改变了家庭内的权力分配。本来，男人是一家之主、是让全家吃饱穿暖的人，妻子对他小心，孩子对他敬畏。如今，当爹的无法养家，就不再是一家之主了。妇女接管了家庭财政。即使是政府的救济，也是发给家里的女主人。
从1929到1933年，美国的结婚率降低了22%，因为人们结不起婚(转 载于:wwW.bjylD.com 月亮岛教育 网: 牢记“大萧条”教训:牢记教训3篇)。离婚率则降低了23%，因为大家同样离不起婚。困守在卧室里的夫妇，甚至性生活的频率也大大减少，乃至生育率下跌了15%。这个最大的移民接收国，1931年竟有几十万人申请到苏联去工作!
二战：真正的救星
从1933年开始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美国人勒紧裤腰带又苦熬了七八年。真正的救星，大概还是二战。战时的军需，充分吸收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大量美军出征，又使美国从一半劳动力闲置走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乃至呆在家里的妇女被鼓励出来工作。
二战结束后，美国产品随着马歇尔计划如洪水般地席卷了世界，整个西方世界变成了美国庞大市场。更重要的是，“新政”建立了社会安全、失业保险、医疗保障和医疗辅助等等一系列福利措施，重新分配了财富。到战后的五十年代，美国进入了劳工的黄金时代，乃至有大学教授的孩子高中毕业就到工厂作工，享受着优厚的福利，生活质量超过了当教授的父亲。此时美国不仅成了地道的“世界工厂”，内需也随着劳动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充。郊区化代替了城市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房地产市场，带动了从汽车到家具、电器的一系列生活革命的消费。美国的男人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信心，把妇女赶回郊外的厨房。这种对妇女的再度压抑，导致了六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反叛。这些自然都是后话。等五十年代末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美国展厅进行厨房辩论时，美国工人阶级的优越生活，竟成了尼克松炫耀于世的最大一张牌。
如今历史似乎又在进行一个新的循环，世界正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许多现象也是似曾相识。在美国，以IT为先锋的新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大增。但是，工人的实际收入却在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当年是机器剥夺了劳动阶级的工作，如今这些工作则被外包出去。九十年代以来股市非理性飙涨，也让人想起“飙涨的二十年代”。但是，时代毕竟不同。大萧条发生在孤立主义的时代，今天我们则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市场。美国的失业率，如今也不过是6.1%。联邦政府更有强力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大萧条在七十多年后循环的可能性恐怕是不大的。
不过，大萧条的教训却值得牢记。尽管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对大萧条进行了各种解释，他们的解释大多还是集中在大萧条发生后的如何对应的问题上。而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恐怕是大萧条最深刻的原因，并且对今天的经济仍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牢记“大萧条”教训:牢记教训2
90年前的今天，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11%，史称“黑色星期四”。这次暴跌，拉开了一系列美股暴跌序幕：四天后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暴跌13%，其后的“黑色星期二”再度暴跌12%……
旋即，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股市暴跌，逐步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危机从1929年绵延至1930年代末，美国约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数千家银行倒闭;萧条不仅肆虐美国，更席卷全球。这次经济危机因此被冠以“大萧条”之名。
美联储前主席、大萧条研究专家本·伯南克曾说：“如果你想了解地质学，就去研究地震;如果你想了解经济学，就去研究美国和世界经济遭遇的最大灾难。”
大萧条是经济学研究的富矿，并且在不同历史节点，总能令人“温故知新”。其原因在于，大萧条并非一个单点爆发的金融危机，而是绵延多年的复合型危机;造成危机的并非一个错误，而是一连串错误：财政政策错误、货币政策错误、金融监管错误、贸易政策错误……
因此，对大萧条的反思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关系、价格管制等政府干预的有效性问题、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1930年关税法带来的二次伤害等。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反思集中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对上。譬如，美联储吸取大萧条教训，积极动用货币政策避免市场恐慌性出清，并创造性地利用量化宽松政策限制了金融危机的破坏范围和延续时间。这种基于反思的政策创新，成功避免了大萧条重演。
如今，金融危机十年已过，当下再次温故90年前爆发的那场危机，具有新的意义，尤其是一场源于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是如何不断恶化，并演化为全球危机的?这其中的关键在于1930年关税法，即《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在国内危机肆虐之际诉诸保护主义举措，是造成危机从一国向全球、从经济局部向经济全局外溢的重要原因。
1930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引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报复，并演化为全球贸易战。1930年关税法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确保美国利益优先，是试图用一个错误去解决另一个错误，其效果如抱薪救火，反而导致经济萧条严重恶化。
回望这段历史，对当今世界尤其有意义。
首先，任何背离经济学常识的贸易政策，只会招致经济危机。1930年5月5日，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政府反对关税法。
这封联名信写道：“我们深信提高保护性关税是错误的。关税总体而言将增加国内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更高水平的保护将提高生活成本并伤害多数美国公民。”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并没有改变。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伤害最深的，恰恰是保护主义试图保护的群体。1930年关税法的立法背景，和政治脱不了关系，其初衷在于时任共和党总统胡佛保护农民利益的竞选承诺。
胡佛政府试图提高关税，来保护美国农民在国内市场的利益。但其结果是，关税以及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不仅导致美国出口骤降，更导致农产品价格暴跌。在危机前已经债务负担沉重的农民，反而成了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出现大面积破产。
这段历史和当下的一些情形又何其相似。在正常的国际贸易流被打乱之后，受害最严重的反而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和消费者，而这些群体却往往正是政治口号保护的对象。
再次，加征高额关税及其引发的贸易报复，将不仅损害贸易，还可能损害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1930年关税法实施后造成的农业危机，在美国中西部农业州引发一连串银行倒闭危机，进而加剧更大范围的银行业危机，并给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政策带来巨大压力。
当下，虽然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整体状态明显好于20世纪30年代，但贸易争端给货币政策带来的风险却是类似的。在美国失业率创新低之际，金融市场却罕见出现“钱荒”，导致美联储在降息之外，不得不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和延长回购来确保美元供应充分。
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经济萧条往往都是错误政策的后果。回看90年前爆发的那场危机，当知摈弃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引发贸易、金融、经济危机连锁反应，符合全球经济利益。
牢记“大萧条”教训:牢记教训3
既然全球性衰退已经结束,那么,多久才能复苏呢?就业和产能利用率,何时才能恢复到我们过去认为的“正常水平”?为了让它们恢复正常,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央行和政府的直觉就是不必再出手了,它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削减赤字,以及如何退出当前的低利率。“大萧条”的教训告诉我们,这几乎必定是个错误决定。
当时,随着萧条日益严重,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直觉是,尽量无为而治。商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普遍认为,1929年至1930年的萧条可以自我结束。在这以前,每当真实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达到1930年的水平时,衰退就走到了尽头。他们认为,无所事事的工人和拥有闲置机器的资本家在一起,将努力生产出比他们竞争对手更低廉的产品(转载于 :www.bjyLd.com 月亮岛教育网 : 牢记“大萧条”教训:牢记教训3篇)。随后,价格将会下降。当价格降幅足够大时,企业家就会孤注一掷地想,即便需求疲弱,降低的工资也会使生产有利可图。于是,生产又重新启动。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自认为对一切洞若观火:它们放任私人部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大萧条”。它们认为,对美国经济的“强制清算”正是私人部门的责任。它们担忧,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支出以及相应的赤字问题,会妨碍私人部门的自我调节。
“清算主义”者教条地认为:从长期看,“大萧条”对经济是件好事;刺激政策的支持者极为短视,是公共福利的敌人。一些尚未被理论弄昏头脑的人,对这一观点报以批评。
但是,“清算主义”思想却占了上风。当时的政府不倾向于采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认为这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妨碍“清算”的进展,以及私人投资的重新分配和再度重启。即便是拥有巨大黄金储备的美国和法国,也是如此。
因此,政府集中力量去平衡赤字,力图使经济恢复平衡,重获竞争力。但是,这种方式却进一步抑制了需求,并使工资和物价下跌。
“大萧条”期间,那些过于担忧汇率的国家甚至没有机会尝试使经济恢复增长。想要刺激需求的政府必须注入信贷,降低利率,从而鼓励投资。这将增加进口,并使货币贬值。
不过,也有成功的例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n)的北欧国家在“大萧条”之初,决定将货币与黄金挂钩;在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影响下,这些国家采取了稳定需求的政策,并且做得相当不错。1931年,高桥是清(Korekiyo Takahashi)就任日本大藏相后,放弃了正统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平衡政策。日本的工业生产在1936年恢复到1928年的一半。
“大萧条”是20世纪最著名的例子,证实经济风暴会自我加剧。
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复苏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越早放弃金本位越好。同时也应该抛弃对汇率、短期财政状况的担心,以及“清算学派”所持有的私营部门能够自我纠错的看法。总之,越早启动国家“新政”越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避免“大萧条”再次出现。主要原因是,央行和政府没有重蹈前人的覆辙,采取预算平衡和限制货币扩张的政策。在“大萧条”时期,货币与黄金挂钩阻止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无法购买国债增加现金,这些措施都可能刺激需求和产出。那时,“清算主义”作为主流思想,阻碍了对银行系统的救助。其信奉者认为,破产是件好事,可以就此调整过度投机。
“大萧条”的教训是,越早启动“新政”越好。日本和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并在1931年启动自己的“新政”。德国和美国在1933年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而法国一直到1936年才启动“新政”。这些国家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它们复苏的快与慢,都取决于它们何时开始“新政”。
今天,在全球方位内,那些避免了“大萧条”时期错误做法的政府,正在反思它们的政策。那些曾经热衷于赤字性支出的政府,现在开始担忧长期财政稳定和预算平衡。那些曾经热衷打开货币供给水龙头的政府,现在转而担忧它们的货币是否会走弱。那些曾经对金融部门施以援手的政府,现在担忧政治压力,刺激计划似乎使那些有钱又有关系的银行家最早“复苏”。在我看来,这是个错误。
从这个角度说,目前,世界各国都不应该急于重返常态政策,包括货币、汇率、财政和银行政策等。这一切都需要等到全球复苏完全实现之后。
